合作医院

东交民巷的“外国医院”两位德国医生埋骨中国

1925年北京德国医院医护人员合影,后排左起为狄博尔、克礼和汉霍特·格林。德国联邦档案馆资料图片   1900年德国军队攻入北京之后,在使馆区内设置了一座战地医院,1904年又进行了扩建。该医院的建立与威廉二世政府“世界帝国”的野心有一定关联;或者说,它只是德国遍布各大洲的医院之一。以伦敦的德国医院为例,它于1845年10月15日开办时的动机很简单:对很多在伦敦东部过着贫苦生活的德侨来说,由于大多不会英语,求医问诊成了难题。因此,德裔牧师和医生们发起募捐,建立了一所设有40张病床、专为德侨服务的医院,但门诊部也对英国患者开放。1890年,德国政府的力量介入,该医院的规模迅猛扩大,病床数量激增至142张。1940年,医院内的德国人作为敌侨被集中至马恩岛进行拘禁,“伦敦德国医院”名存实亡,1987年正式被哈默顿大学医院接管运营。再如耶路撒冷的德国医院:1898年威廉二世访问巴勒斯坦地区时,承诺为当地德侨建立起一座医院;1904年,由一家波茨坦基金会赞助,先由德国领事出面在耶路撒冷买了一块地皮;1906年,慈善家约博曼捐助了100万马克作为建设经费。次年,在德国皇室和教会的共同支持下医院开始动工,1910年4月正式开业,普鲁士亲王和王妃代表德皇夫妇参加了典礼。1939年起,医院的主要建筑被英国人征用,为亲同盟国的“阿拉伯军团”提供医疗服务,1948年又被国际红十字会接管,为巴以战争的难民提供医疗救助。其他例子还有伊斯坦布尔的德国医院,1852年由德侨筹款建立,在驻奥斯曼帝国的德国军事代表团的协调下,1898年大幅扩建并更名为“桂尔翰军事医学院”,此后作为战地医院直至一战结束,1941年又搬迁至安卡拉;以及1897年建立的圣保罗德国医院、1900年建立的意大利圣雷莫德国医院等   1917年8月北洋政府对德宣战时,院长埃德蒙·狄博尔在教会的支持下,将军用医院改为民用医院,由总会设在德国斯图加特的新教女执事修会协管,最初住院部只有20个床位。1921年中德重新建交后,克礼在教会的邀请下赴京,与狄博尔共同担任德国医院院长。该医院在此后的数年间发展迅速:1923年,从青岛聘来了两位知名德籍医师约翰·格林和汉霍特·格林兄弟,分别负责妇科与眼科;次年起,斯图加特女执事修会陆续向医院派遣了大量护士,由于绝大部分病患都是中国人,有些修女还接受了中文培训,同时医院也在北京招募人员。1926年,住院床位增加到50张,按病房私密性、面积大小和设施水平等分为三等,收费也不同,第三等属于慈善性质,只提供给“真正的穷人”;但不同病房的治疗水平实际相当,所以常有富人为了省钱,主动提出想住三等病房,一般都会被拒绝。相较之下,穷人看一次病只需支付5角诊金,而富人和外国人则要贵许多。为此,护士们经常需要“甄别是否有富人伪装成穷人”。据蒙古裔作家策少贞(以德文著有自传性质的《老北京的浪荡子》一书)回忆,在20世纪30年代初,普通门诊的费用在3至5元之间,专家会诊需10元,住院费也是一天10元。他认为医院的收费标准不低,因为“一名中学教师的月薪也不过20至40元”   1933年狄博尔在京逝世,克礼独自承担了医院的领导工作。同年纳粹上台,开始影响医院的氛围和人事结构。纳粹党员身份的医生科赫和史悌福最先抵京,此后又有纳粹倾向不明显的医生沃尔夫、艾克特和胡佛加入。克礼尽量保持了医院的政治中立,直到他于1938年逝世。日占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英、美、法背景的外国医院都被日军接管或关闭。由于德、日、汪伪之间的同盟关系,德国医院的经营并未受到干扰,而且在硬件水平上继续提升,购入了许多先进设备。不过,1941年起的通货膨胀使许多医护人员的日常生活出现困难。1945年日军投降之后,美军比国军先进入北平,德国医院附属的军官住宅全部由美军占领。此后的接收过程,中方材料记载得比较详细:10月13日,北平卫生局局长韩云峰发出训令,派吴洁前往接收德国医院。当吴洁向德籍院长提出将医院物品登记造册时,对方“以一些医疗器械属私人财产为由,拒绝交出”;吴洁对德籍医务人员的安排,对方亦“找了种种借口推托或婉拒”。吴洁兢兢业业地解决了这些困难,“把上交来的财物、医疗器械整理得清清楚楚,甚至一把钳子、一卷纱布,都要登记造册”,并利用自己在医学界的人脉和威望重建了优秀的医师队伍,扩大了医院的规模,“专门为平民开了病房,设在主楼后的西北位置,是一间20张床位的病房,这也是过去所不曾有的”,使其“成为当时北平第一所中国人自己管理的最大最好的医院”。但是,上任还不到1个月,吴洁就遭遇了一起“通天”的告状事件:护士们联合了10多个国家的69位公民,由当时北平救世军秘书长陆玮出头,以“北平外侨团”的名义,于1945年11月7日上书宋美龄,反映接收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吴洁在给政府的回复中,不仅解释了接收医院的充分正当理由,还就医师、护士待遇等问题做了说明,如“查修女资历均为普通中学程度,并未受过任何正规护士培训,如按我国护士会规定,只能予以护士助理员职务”等等   吴洁主导的改革从根本上触动了德方人员的利益,招致了后者的严重不满,反映在其日记和回忆录里。据护士长沈亚拿回忆,1945年10月15日,“主事者的外甥”张博士向她传达了政府将接管医院的决定。吴新生在书里说,当时吴洁“已离开北平多年,对北平已很不熟悉……就临时找了几个亲戚,包括曾在警察局任职的非嫡亲外甥何延镇,药学讲习所毕业、多才多艺的侄女吴慧珍,以及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内弟张锡璋和其他几个介绍的人,陪同他去德国医院接收。利用亲属和熟人参加他的工作,可以说是他这一生唯一的一次”。所以,沈亚拿应是把张锡璋的身份与何延镇弄混了。她还说,新院长决定扩大医院规模,增加了20名医生,一起在4间诊室里工作。原有的17名德国护士都被暂时保留,又增加了40名中国护士,但护士们的待遇大大下降。这与中文材料基本一致。值得玩味的是,有几份材料提到了医院接收过程中出现的混乱现象和腐败行为。如护士拜哈在日记中称,她们想离开中国,但护照不被政府承认,只能留下来等待遣返,但宿舍却被腾给了别人,需要自行解决住处;原护士长被解职,护士们在新护士长领导下继续工作,待遇严重下降,甚至出现了营养不良的情况。更糟糕的是,随着大量与管理层沾亲带故的人员入驻,医院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状态,原先整洁的病房变得乱糟糟的,各种设备渐渐地不翼而飞,有一天连清单也不见了。库房里的大量药品和食物储备也被偷光了,并出现在黑市上。她们向上级报告了这些事,却没有得到回复。1946年6月起,至1947年4月止,德籍医师和护士们分批次登上了返回德国的轮船   对德方当事人来说,被接收和被遣返均为极不愉快的回忆,不免添油加醋、丑化对方,例如据中方档案记载,沈亚拿不是被解职,而是“由护士长升任护士监察员”,新的护士长杨友凤女士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为新中国的护理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克扣护士”之说纯属无稽之谈;但护士们提到的腐败行为却存在一定的事实基础。国民政府官员把“接收”变“劫收”,乘机贪污、盗窃、倒卖,中饱私囊的案例在史料中比比皆是,如参加京沪地区敌产接收的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邵毓麟就汇报说“行政接收情形极坏”。中文记载中强调,吴洁是韩云峰再三斟酌才选中的合适人选,因为“许多人视接收德国医院为肥差,跃跃欲试”   吴新生说“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学者,不懂如何玩政治手腕”,换言之,吴洁虽然廉洁奉公,但在全国上下“大发接收财”的氛围下,可能很难完全掌控下属的情况   狄博尔1871年8月7日出生于斯图加特附近的小镇维德尔恩,其父海因里希是一位教师。在家庭熏陶下,狄博尔的两个哥哥都成为路德宗的神甫和教师,他本人也从小深受新教教义的影响。1896年,他在图宾根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00年以教会医生的身份赴华,并在青岛“普通福音新教传教协会”(AEPM)的资助下创办了一座为中国人服务的“法伯医院”。此外,他也开了一家私人诊所,由于医术精湛,名气越来越大,大量病患从全国各地慕名求诊,他抽不开身,甚至不得不辞去教会医生的职务。1906年,他的前助手、法伯医院院长威克因故离开青岛,他又亲自接管了医院的管理工作。同时,他还兼任清朝海关的医师。1908年,他返回德国继续深造,次年通过“德国公务医生”考试,并在马德堡担任妇科权威托恩的助手。1913年,在北京“德侨医学协会”的邀请下,狄博尔再次入华任德国战地医院的院长,并于1917年将其改为民用。中国对德宣战之后,狄博尔凭着他协和医学院讲师的身份,免于遣返。此后他一直生活在北京,直至1933年3月8日病逝。他的首任妻子在婚后不久便去世了,1914年他在中国娶了第二任妻子史悌福并育有一子海因茨。他也是北京大学的兼任校医;在1932年起的毕业纪念册上,他被称为“狄博耳”或“狄伯尔”,以与外文系一名住在东城西石槽二号的德国讲师“狄博尔”作区分   克礼1869年5月25日生于普鲁士的希尔西贝格市,该地区如今已属波兰。其父奥托是当地一家造纸厂的厂长。1888年克礼高中毕业后曾短期参军,因脚伤复员。此后,他先是在柏林大学旁听法律和自然科学的课程,发现自己都不感兴趣,就转到基尔、慕尼黑、弗罗茨瓦夫等地学医,最后在吉森获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执业医师。他无意留在德国,先在伦敦德国医院工作了3年,又想去纽约德国医院而未能成行,最终决定去香港与名医吉拉赫一起合作。他在香港结识了同济医院和上海德文医学堂(同济大学前身)的创始人宝隆;在后者的邀请下,他于1903年前往上海,在同济医院行医,又在德文医学堂讲授“病理解剖学与组织学”等课程,并于1912年起参与“同济医工学堂”的校务管理工作。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之后,克礼持外交护照被遣返回德国,并在西线年中德重新建交,次年,克礼以使馆医生的身份赴北京,并与狄博尔一起任德国医院的院长;同年起,他也兼任北平中央医院的内科主治医师,1924年起又兼任国立北京医科大学校(今北大医学部)的儿科教授;此外,他还常年担任北大校医。克礼1938年9月14日因胃癌在北京逝世,留有3名子女:长子文策于1903年生于上海,1915年转至北京读书,1922年考入同济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和上海生活多年,留有关于父亲的长篇口述材料;次子克劳斯和女儿贝阿特年纪稍长后回德国接受教育,分别于1934和1935年获得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的硕士学位,他俩与著名汉学家福兰阁的儿子傅吾康是好友,后者在1937年赴中德学会任职的前几年常去希尔西贝格拜访他们   有一个小插曲:在狄博尔和克礼的共同领导下,医院发展得很快,但两人在数年之内矛盾不断,极大地影响了医院的工作氛围,妇科医师约翰·格林不堪其扰,选择离开北京,前往沈阳从业。1930年,其兄弟汉霍特也转至天津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汉霍特的妻子伊姆加德自1933年起就开始在辅仁大学的《华裔学志》上发表文章,是当时小有名气的女性汉学家,晚年写作了关于在华生活的回忆录;他们的儿子林懋作为傅吾康的得意门生,1953年在汉堡大学获博士学位,是德国战后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与导师一起开创了以研究明清史以及中国近代史为主的德国“汉堡学派”。两人的矛盾似乎也可以理解:狄博尔是虔诚的新教教徒,逝世前始终担任北京教会的顾问;克礼则非常世俗化,有时甚至拒绝教会对医院工作的过度干预,他更乐意“融入”中国社会——在其子女的人生选择方面,可以看出他的价值取向。正因如此,他能够成为近代史上几起大事的见证人,“克礼”之名也与多位学者、要人联系在一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孙中山和梁启超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因肝痛自津抵京就医,狄博尔、克礼立刻至其下榻的北京饭店,初步诊断为肝病,但未下具体定论;1月5日,7名医生(德4美3)会诊,推克礼为主任,定的方案是“施行割治”,但孙中山本人对病情严重程度估计不足,只同意克礼以内科方法保守治疗。1月23日,克礼发现其眼球发黄,知道是病情加重,力劝住院治疗。1月26日入协和医院,由克礼、刘瑞恒、邰乐尔等人组成医疗小组,仍以克礼为组长。从1月27日到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克礼每天都亲自记录病情变化,签字后交给政治委员会;中央将形成的文件翻译成中文,于3月12日以《德国医生克礼关于孙中山肝病治疗经过》为题发表,并收录入葬事筹备处出版的《哀思录》。克礼所写的最后一份报告为:“孙博士今晨九时三十分安然而逝,神志清明,临终不改。昨日下午发表其对于诸事之最后嘱咐,并曾告孙夫人:愿如其友人列宁,保存遗体,且愿葬于南京。孙博士遗体以移至协和医院施行保存手续。克礼医生,三月十二日。”克礼的长子文策从其父处得知,孙中山本人就是医生,所以对癌症的认识很清楚,能冷静面对自己病情的发展。他还提到,孙中山逝世前几分钟,追随者们要求他立下遗嘱,克礼亲眼看见他挣扎着“在一张纸上划了几笔……绝对没有后来中央发布的遗嘱内容那么长”。克礼显然是对孙中山三份遗嘱的订立过程缺乏了解:《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已在2月24日签了字,而临终前“补签”的这份文件,乃是最重要的《国事遗嘱》。对于《国事遗嘱》的订立和签字过程,元老们有不同的回忆;而克礼作为主治医师和目击者,其记录应比较可信   克礼的名字在梁启超家书中频频出现,是1926年1月后者因小便出血前往德国医院就医之后的事情,而且看上去两人很熟悉。克礼嘱咐他精心休养,但他在2月初又“很费心造了一张《先秦学术年表》,于是小便又再红起来,被克礼很抱怨一会儿,一定要我去住医院”。他虽然觉得“只要小便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都没有”,但过了几天还是听了克礼的话前去检查,并且开始住院。媒体报道之后,去德国医院看他的人络绎不绝,他说“我很想立刻出院,克礼说再住一礼拜才放我”。3月份,他决定在协和医院接受右肾切除手术;术前,克礼、力舒东、山本以及协和的外科医生们一起研究,讨论方案。8月份,梁启超在天津尿血症复发,伍连德看了他的小便后很担忧,入京与克礼详细探索病情,又向他反馈了探讨的结果。1927年2月下旬,梁启超6个月大的第十子梁思同(昵称“小白鼻”)得了肺炎,先是在清华住院吃药无效,25号请同仁医院的医生看过“还说绝不要紧”。当晚十一点病情加剧,梁启超“电召克礼”,克礼深夜赶到,一看就说“正是现在流行最危险的病”,“恐怕保不住”,当即带着孩子跟他回医院,但孩子还是在当晚不幸夭折。梁启超悔恨不已,说是被“日本医生所误”,又说不该“被清华医生耽搁了三天”。后来第九子梁思礼也病了,“幸亏发现得早立刻去医,在德国医院住了四天……完全安心了。克礼说若迟两天医也危险哩”。4月,梁启超因接受手术满一年,前去协和复查,听了医生的意见后,他为了放心,又找克礼核实   狄博尔抵京时间比克礼早,所以在20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初期就享有盛名,最推崇他的人之一就是鲁迅。1917年,周作人病重,恰好北京正流行猩红热,鲁迅忧心忡忡,四处告贷,为其延医买药。周作人回忆,当他高烧不退时,长兄“也似乎有点儿张皇了,决定请德国医生来看,其时狄博尔是北京外国医生最有权威的人,虽然他的诊费不及意大利的儒拉大夫的贵,要十二块钱看一趟”。1925年,鲁迅写小说《兄弟》时,也以狄博尔为原型塑造了一名“普梯思大夫”;对此,周作人说:“普悌思大夫当然即是狄博尔,据说他的专门是妇科,但是成为北京第一名医,一般内科都看,讲到诊金那时还不算顶贵,大概五元出诊是普通,如本文中所说。”   接受过狄博尔诊治的名人还有罗素和溥仪。1920年的整个冬天,罗素在北京度过,次年3月14日他到保定育德中学演讲,坚持要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大礼堂脱掉大衣,结果回到北京即发高烧。担任罗素在华接待人的赵元任心焦如焚,安排罗素住进德国医院,请狄博尔尽心主治。3月26日,罗素左右两肺发炎,身体极为虚弱,另一位德国医生艾瑟认为罗素情况不妙,同在北京的杜威还为他拟好了遗嘱草稿,罗素挣扎着潦草签了字。在病床上,罗素叫着赵元任和杜威的名字说:“我希望我所有的朋友都不离开我。”在狄博尔的精心治疗下,4月17日起罗素居然脱离了危险,并逐渐恢复了健康,尽管当时伦敦报纸已经登文说“罗素病逝于北京”。狄博尔为溥仪看病始于1920年12月,当时溥仪右手生疮,按太医的意见,在手腕上缠红线,并服“菊花饮”,并无效果,于是庄世敦建议他请西医诊治。15日傍晚,狄博尔入紫禁城,为溥仪进行了简单的外科处理,过了几天便痊愈了,从此获得溥仪信任,常被其召进宫看病。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打算去日本留学,凭着之前与狄博尔的交情,先装病、由庄世敦陪同躲进德国医院   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后,鲁迅为躲避段祺瑞政府的抓捕,也至德国医院避难。整个民国时期,在德国医院治病或者避难的人物还有很多,如潘复、钱玄同、朱自清、林纾、罗瘿公、杨昌济、余叔岩等。日军占领北平之后,宋哲元下令撤第二十九军至保定,将晋察政务委员会与北平市长都交由张自忠代理。一时之间,张自忠成为众矢之的,各大报刊凡提及必称“张逆自忠”;8月6日起,张自忠为不做俘虏,偕副官躲进了德国医院,随后又转移至美国友人福开森的家里,直至9月3日才逃离北平,抵达天津。王锡町是第二十九军中与张自忠有多年袍泽之谊的战友,作为南苑右地区副指挥官,也在7月28日被炸成重伤。次日,日军在全城绘影悬赏,对其进行缉拿,王锡町也隐身德国医院养伤,直至伤愈后,削发化装成僧人,逃出北平追赶部队。这些例子,对客观认识德国医院(尤其是狄博尔和克礼在任时)在中德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有直观的帮助   狄博尔和克礼在北大兼任校医的方式为“每周某日中午来一小时”,与现在的“专家坐诊”无二。平时北大另有专职校医,如柏林大学毕业的郑和光博士。张中行某次因胸部不适去校医院,有幸遇到狄博尔坐诊,“记得不同于一般的是以耳代听诊器,听完,用德文写个纸条,让你拿着往德国医院,自有人照条处理”。张中行调侃说,“还是郑大夫方便、实惠”,不用跑远路。从北大毕业纪念册看,狄博尔逝世的当年仍兼任校医。据德方档案,二人先后入葬位于“北京崇文门内迤东”的德国墓地。该墓园始建于庚子年后,从1906年的一张明信片来看,已初具雏形。1929年时,也就是狄博尔去世前三年多,规划已经相当完善,墓穴旁的雪松郁郁葱葱。1952年,朝阳区酒仙桥的外侨公墓建成,内城内较大的外国人墓地都迁至此;1959年建设北京火车站时,德国墓地旧址被占用。笔者曾至外侨公墓、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地寻找其碑铭未果。如今谈这段历史,也是希望两位“埋骨中国”的德国医生不至于被人彻底遗忘快乐飞艇 快乐飞艇app 快乐飞艇手机版官网 快乐飞艇游戏大厅 快乐飞艇官方下载 快乐飞艇安卓免费下载 快乐飞艇手机版 快乐飞艇大全下载安装 快乐飞艇手机免费下载 快乐飞艇官网免费下载 手机版快乐飞艇 快乐飞艇安卓版下载安装 快乐飞艇官方正版下载 快乐飞艇app官网下载 快乐飞艇安卓版 快乐飞艇app最新版 快乐飞艇旧版本 快乐飞艇官网ios 快乐飞艇我下载过的 快乐飞艇官方最新 快乐飞艇安卓 快乐飞艇每个版本 快乐飞艇下载app 快乐飞艇手游官网下载 老版快乐飞艇下载app 快乐飞艇真人下载 快乐飞艇软件大全 快乐飞艇ios下载 快乐飞艇ios苹果版 快乐飞艇官网下载 快乐飞艇下载老版本 最新版快乐飞艇 快乐飞艇二维码 老版快乐飞艇 快乐飞艇推荐 快乐飞艇苹果版官方下载 快乐飞艇苹果手机版下载安装 快乐飞艇手机版 快乐飞艇怎么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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