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医院

东交民巷内的“外国医院”还曾有两位德国医生

狄博尔1871年8月7日出生于斯图加特附近的小镇维德尔恩,其父海因里希是一位教师。在家庭熏陶下,狄博尔的两个哥哥都成为路德宗的神甫和教师,他本人也从小深受新教教义的影响。1896年,他在图宾根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00年以教会医生的身份赴华,并在青岛“普通福音新教传教协会”(AEPM)的资助下创办了一座为中国人服务的“法伯医院”。此外,他也开了一家私人诊所,由于医术精湛,名气越来越大,大量病患从全国各地慕名求诊,他抽不开身,甚至不得不辞去教会医生的职务。1906年,他的前助手、法伯医院院长威克因故离开青岛,他又亲自接管了医院的管理工作。同时,他还兼任清朝海关的医师。1908年,他返回公务医生”考试,并在马德堡担任妇科权威托恩的助手。1913年,在北京“德侨医学协会”的邀请下,狄博尔再次入华任战地医院的院长,并于1917年将其改为民用。中国对德宣战之后,狄博尔凭着他协和讲师的身份,免于遣返。此后他一直生活在北京,直至1933年3月8日病逝。他的首任妻子在婚后不久便去世了,1914年他在中国娶了第二任妻子史悌福并育有一子海因茨。他也是北京大学的兼任校医;在1932年起的毕业纪念册上,他被称为“狄博耳”或“狄伯尔”,以与外文系一名住在东城西石槽二号的   克礼1869年5月25日生于普鲁士的希尔西贝格市,该地区如今已属波兰。其父奥托是当地一家造纸厂的厂长。1888年克礼高中毕业后曾短期参军,因脚伤复员。此后,他先是在柏林大学旁听法律和自然科学的课程,发现自己都不感兴趣,就转到基尔、慕尼黑、弗罗茨瓦夫等地学医,最后在吉森获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执业医师。他无意留在德国,先在伦敦德国医院工作了3年,又想去纽约德国医院而未能成行,最终决定去香港与名医吉拉赫一起合作。他在香港结识了同济医院和上海德文医学堂(同济大学前身)的创始人宝隆;在后者的邀请下,他于1903年前往上海,在同济医院行医,又在德文医学堂讲授“病理解剖学与组织学”等课程,并于1912年起参与“同济医工学堂”的校务管理工作。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之后,克礼持外交护照被遣返回德国,并在西线年中德重新建交,次年,克礼以使馆医生的身份赴北京,并与狄博尔一起任德国医院的院长;同年起,他也兼任北平中央医院的内科主治医师,1924年起又兼任国立北京医科大学校(今北大医学部)的儿科教授;此外,他还常年担任北大校医。克礼1938年9月14日因胃癌在北京逝世,留有3名子女:长子文策于1903年生于上海,1915年转至北京读书,1922年考入同济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和上海生活多年,留有关于父亲的长篇口述材料;次子克劳斯和女儿贝阿特年纪稍长后回德国接受教育,分别于1934和1935年获得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的硕士学位,他俩与著名汉学家福兰阁的儿子傅吾康是好友,后者在1937年赴中德学会任职的前几年常去希尔西贝格拜访他们   有一个小插曲:在狄博尔和克礼的共同领导下,医院发展得很快,但两人在数年之内矛盾不断,极大地影响了医院的工作氛围,妇科医师约翰·格林不堪其扰,选择离开北京,前往沈阳从业。1930年,其兄弟汉霍特也转至天津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汉霍特的妻子伊姆加德自1933年起就开始在辅仁大学的《华裔学志》上发表文章,是当时小有名气的女性汉学家,晚年写作了关于在华生活的回忆录;他们的儿子林懋作为傅吾康的得意门生,1953年在汉堡大学获博士学位,是德国战后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与导师一起开创了以研究明清史以及中国近代史为主的德国“汉堡学派”。两人的矛盾似乎也可以理解:狄博尔是虔诚的新教教徒,逝世前始终担任北京教会的顾问;克礼则非常世俗化,有时甚至拒绝教会对医院工作的过度干预,他更乐意“融入”中国社会——在其子女的人生选择方面,可以看出他的价值取向。正因如此,他能够成为近代史上几起大事的见证人,“克礼”之名也与多位学者、要人联系在一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孙中山和梁启超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因肝痛自津抵京就医,狄博尔、克礼立刻至其下榻的北京饭店,初步诊断为肝病,但未下具体定论;1月5日,7名医生(德4美3)会诊,推克礼为主任,定的方案是“施行割治”,但孙中山本人对病情严重程度估计不足,只同意克礼以内科方法保守治疗。1月23日,克礼发现其眼球发黄,知道是病情加重,力劝住院治疗。1月26日入协和医院,由克礼、刘瑞恒、邰乐尔等人组成医疗小组,仍以克礼为组长。从1月27日到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克礼每天都亲自记录病情变化,签字后交给政治委员会;中央将形成的文件翻译成中文,于3月12日以《德国医生克礼关于孙中山肝病治疗经过》为题发表,并收录入葬事筹备处出版的《哀思录》。克礼所写的最后一份报告为:“孙博士今晨九时三十分安然而逝,神志清明,临终不改。昨日下午发表其对于诸事之最后嘱咐,并曾告孙夫人:愿如其友人列宁,保存遗体,且愿葬于南京。孙博士遗体以移至协和医院施行保存手续。克礼医生,三月十二日。”克礼的长子文策从其父处得知,孙中山本人就是医生,所以对癌症的认识很清楚,能冷静面对自己病情的发展。他还提到,孙中山逝世前几分钟,追随者们要求他立下遗嘱,克礼亲眼看见他挣扎着“在一张纸上划了几笔……绝对没有后来中央发布的遗嘱内容那么长”。克礼显然是对孙中山三份遗嘱的订立过程缺乏了解:《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已在2月24日签了字,而临终前“补签”的这份文件,乃是最重要的《国事遗嘱》。对于《国事遗嘱》的订立和签字过程,元老们有不同的回忆;而克礼作为主治医师和目击者,其记录应比较可信   克礼的名字在梁启超家书中频频出现,是1926年1月后者因小便出血前往德国医院就医之后的事情,而且看上去两人很熟悉。克礼嘱咐他精心休养,但他在2月初又“很费心造了一张《先秦学术年表》,于是小便又再红起来,被克礼很抱怨一会儿,一定要我去住医院”。他虽然觉得“只要小便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都没有”,但过了几天还是听了克礼的话前去检查,并且开始住院。媒体报道之后,去德国医院看他的人络绎不绝,他说“我很想立刻出院,克礼说再住一礼拜才放我”。3月份,他决定在协和医院接受右肾切除手术;术前,克礼、力舒东、山本以及协和的外科医生们一起研究,讨论方案。8月份,梁启超在天津尿血症复发,伍连德看了他的小便后很担忧,入京与克礼详细探索病情,又向他反馈了探讨的结果。1927年2月下旬,梁启超6个月大的第十子梁思同(昵称“小白鼻”)得了肺炎,先是在清华住院吃药无效,25号请同仁医院的医生看过“还说绝不要紧”。当晚十一点病情加剧,梁启超“电召克礼”,克礼深夜赶到,一看就说“正是现在流行最危险的病”,“恐怕保不住”,当即带着孩子跟他回医院,但孩子还是在当晚不幸夭折。梁启超悔恨不已,说是被“日本医生所误”,又说不该“被清华医生耽搁了三天”。后来第九子梁思礼也病了,“幸亏发现得早立刻去医,在德国医院住了四天……完全安心了。克礼说若迟两天医也危险哩”。4月,梁启超因接受手术满一年,前去协和复查,听了医生的意见后,他为了放心,又找克礼核实   狄博尔抵京时间比克礼早,所以在20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初期就享有盛名,最推崇他的人之一就是鲁迅。1917年,周作人病重,恰好北京正流行猩红热,鲁迅忧心忡忡,四处告贷,为其延医买药。周作人回忆,当他高烧不退时,长兄“也似乎有点儿张皇了,决定请德国医生来看,其时狄博尔是北京外国医生最有权威的人,虽然他的诊费不及意大利的儒拉大夫的贵,要十二块钱看一趟”。1925年,鲁迅写小说《兄弟》时,也以狄博尔为原型塑造了一名“普梯思大夫”;对此,周作人说:“普悌思大夫当然即是狄博尔,据说他的专门是妇科,但是成为北京第一名医,一般内科都看,讲到诊金那时还不算顶贵,大概五元出诊是普通,如本文中所说。”   接受过狄博尔诊治的名人还有罗素和溥仪。1920年的整个冬天,罗素在北京度过,次年3月14日他到保定育德中学演讲,坚持要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大礼堂脱掉大衣,结果回到北京即发高烧。担任罗素在华接待人的赵元任心焦如焚,安排罗素住进德国医院,请狄博尔尽心主治。3月26日,罗素左右两肺发炎,身体极为虚弱,另一位德国医生艾瑟认为罗素情况不妙,同在北京的杜威还为他拟好了遗嘱草稿,罗素挣扎着潦草签了字。在病床上,罗素叫着赵元任和杜威的名字说:“我希望我所有的朋友都不离开我。”在狄博尔的精心治疗下,4月17日起罗素居然脱离了危险,并逐渐恢复了健康,尽管当时伦敦报纸已经登文说“罗素病逝于北京”。狄博尔为溥仪看病始于1920年12月,当时溥仪右手生疮,按太医的意见,在手腕上缠红线,并服“菊花饮”,并无效果,于是庄世敦建议他请西医诊治。15日傍晚,狄博尔入紫禁城,为溥仪进行了简单的外科处理,过了几天便痊愈了,从此获得溥仪信任,常被其召进宫看病。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打算去日本留学,凭着之前与狄博尔的交情,先装病、由庄世敦陪同躲进德国医院   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后,鲁迅为躲避段祺瑞政府的抓捕,也至德国医院避难。整个民国时期,在德国医院治病或者避难的人物还有很多,如潘复、钱玄同、朱自清、林纾、罗瘿公、杨昌济、余叔岩等。日军占领北平之后,宋哲元下令撤第二十九军至保定,将晋察政务委员会与北平市长都交由张自忠代理。一时之间,张自忠成为众矢之的,各大报刊凡提及必称“张逆自忠”;8月6日起,张自忠为不做俘虏,偕副官躲进了德国医院,随后又转移至美国友人福开森的家里,直至9月3日才逃离北平,抵达天津。王锡町是第二十九军中与张自忠有多年袍泽之谊的战友,作为南苑右地区副指挥官,也在7月28日被炸成重伤。次日,日军在全城绘影悬赏,对其进行缉拿,王锡町也隐身德国医院养伤,直至伤愈后,削发化装成僧人,逃出北平追赶部队。这些例子,对客观认识德国医院(尤其是狄博尔和克礼在任时)在中德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有直观的帮助   狄博尔和克礼在北大兼任校医的方式为“每周某日中午来一小时”,与现在的“专家坐诊”无二。平时北大另有专职校医,如柏林大学毕业的郑和光博士。张中行某次因胸部不适去校医院,有幸遇到狄博尔坐诊,“记得不同于一般的是以耳代听诊器,听完,用德文写个纸条,让你拿着往德国医院,自有人照条处理”。张中行调侃说,“还是郑大夫方便、实惠”,不用跑远路。从北大毕业纪念册看,狄博尔逝世的当年仍兼任校医。据德方档案,二人先后入葬位于“北京崇文门内迤东”的德国墓地。该墓园始建于庚子年后,从1906年的一张明信片来看,已初具雏形。1929年时,也就是狄博尔去世前三年多,规划已经相当完善,墓穴旁的雪松郁郁葱葱。1952年,朝阳区酒仙桥的外侨公墓建成,内城内较大的外国人墓地都迁至此;1959年建设北京火车站时,德国墓地旧址被占用。笔者曾至外侨公墓、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地寻找其碑铭未果。如今谈这段历史,也是希望两位“埋骨中国”的德国医生不至于被人彻底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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